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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博解析中国服务外包产业
季红 2008/02/22
目前，本刊采访了全球最大的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司毕博(Bearing Point，Inc.)大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荣玛赞(Ron
Machan)，及美国国际外包中心执行董事、北京博思商通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松。
2007年，毕博就中国目前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发布了《2007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报告》，引起中国政府及业内关注。毕博从1897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在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毕博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很多辉煌的业绩，同时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在十年之前，毕博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和更名，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询管理公司——毕马威管理咨询公司。1997年它从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分离出来，解决了财务审计和管理咨询的双重身份，独立上市，进行了品牌资产的转换；更名为毕博之后，在全球收购了17家咨询管理公司，包括著名的安达信咨询。中国是毕博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毕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开拓在中国的业务，在并购了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安达信后，毕博达到了关键的规模，成为中国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为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咨询一直是毕博特别关注的业务重点，外包服务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新的领域，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推动和发展外包产业也是新的挑战，毕博看到这样的趋势，对中国外包服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高质量的报告。
毕博在报告中详细地对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远瞻，以具体案例为佐证，对中国服务外包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有效的三大战略建议，毕博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二是细分市场；三是地域市场，这也是中国服务外包所面临的三大焦点。
中国服务外包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否可以复制印度的模式？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毕博对中国与印度的外包产业发展背景、硬环境、软环境以及服务提供商成本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提出了发展五大战略。对如上问题我们在采访中与毕博进行了探讨。
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特点
《经济导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的可贸易成份提高了。全球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之中，很多跨国公司在产业结构上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在经历了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过程后，又开始将服务业的职能，向国外、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你们可否把国际上的这种服务外包趋势介绍一下？
荣玛赞：从目前形势来看，我认为服务外包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由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所驱动的。很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并降低生产成本。一些非常大的项目，就会带来很多业务机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外包业务将会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我认为服务外包业务是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全球的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和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信息技术外包)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很高的增速，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根据IDC报告中的预测，BPO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ITO也将达到5%左右。ITO业务的增速将低于BPO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从全球角度来讲，我认为服务外包产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曾松：现在全球外包业务的发展趋势有几个特点：交易规模不断在扩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BTO也好，ITO也好，基本是20%以上的增长速度，有些甚至还要更高。外包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业务范围在扩大，从最早比较低端的一些软件的测试业务，也就是所谓的ITO的业务过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BPO。这种新的BPO的业务，让很多企业都感受到了更大的挑战。现在包括印度在内，各国的外包业务发展速度都很快，外包业务的层次不断提高。现在最新的外包已经是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上升到整个知识层面的外包了。
《经济导刊》：有些外包项目很大，我看到有些项目都已经超过数十亿美元了。
曾松：现在我知道的像惠普的外包项目都是30多亿美金的规模，最高的像美洲银行外包出来的业务规模都达到57亿美金，交易额都比较大。
《经济导刊》：另外还有离岸方式外包，像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金融服务公司的离岸方式外包业务规模大概也达到3600亿美元，也是很大的规模了。
曾松：这也应该说是最近几年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欧美国家最早比较喜欢采用近岸外包方式，现在更多采用离岸外包方式。最早是从成本因素、地域因素去进行业务转移，现在需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因为通讯和信息的技术的发展，现在也开始更多的向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转移。这种离岸的趋势确实也是外包发展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经济导刊》：2006年被称为是中国的“服务外包元年”，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发展服务外包业。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咨询公司，毕博是很早就参与协助中国政府来思考如何开展服务外包的咨询公司，你觉得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会为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荣玛赞：我觉得发展服务外包能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从战略角度来讲，服务外包能够提供附加值，使中国能够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如技术、信息、制造等领域，都能增强影响力。同时帮助中国跨越西方公司的技术障碍，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通过参与服务外包，中国还能接触到高素质的、全球顶级的专业团队，这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外包也能够促进很多其他行业的升级，比如通过持续推进和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园区以培育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这些引擎又可以带来新的投资点，从而帮助中国平衡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讲，服务外包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职位。中国每年有六百万大学生要毕业，发展外包业务对于中国的就业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能够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外包，能够极大地提高中国社会的发展质量，带来更多的附加值，培养更好的专业技能，包括管理和流程各个环节上的专业技能，并将其融合到服务中。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曾松：全球这种新的企业发展战略，也会对中国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本土化的企业，很喜欢大而全或者是小而全的业务模式，实际上外包来源于一种更专业化的、能促进企业整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多的依赖外部专业化的资源。如果从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来讲，外包的战略实际上对中国的企业是一种新的思考。其实中国和印度比较的话，更多的优势还来源于一个很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实际上，我想包括很多的跨国公司，都还没有感觉到中国真正的外包业务内需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外包业务可能带来中国企业新的转型，特别是如何通过外包战略来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经济导刊》：刚才荣玛赞先生提到外包业务给予中国很多机会，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现在也有些企业走出去。外包使我们参与了全球资源配置和重新分工的机会，可以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构，还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曾松：原来中国的开发区都热衷于追求引进大型的制造企业，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该如何来降低能耗，减少污染，这个趋势跟服务外包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在从追求经济的增长到追求发展，从单纯的“增长”改为“科学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要更多地利用新的现代服务业，不是纯粹追求GDP的增长，去浪费大量的能源。这些变化实际上都跟服务外包业务有着密切的战略接轨。
《经济导刊》：服务外包在中国确实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无论是政府部门制订外包产业的战略发展规划，还是服务商寻求外包市场的发展机会，都已经认识到服务外包是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最好的切入点，而且现在政府也在出台一些政策，推动外包市场的发展。像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从生产企业那里承接代工的制作外包，现在可能会更多的转入到服务外包这方面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比较大的调整，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服务外包的主体还是知识劳动力，知识劳动力要求人才素质方面也要有很大的提升。你认为中国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才能成为一个最大的接包国？
曾松：一般谈到真正大力发展一个产业，我想任何国家都一样，首先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支持，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印度也好，还是在今后的越南，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另外要想真正发展好服务外包，有承接外包业务的能力，也就是这种与国际化接轨的能力，特别是服务行业，完全不像制造业的模式。
《经济导刊》：其中有很多无形资产的含量。
曾松：如果想让欧美国家，或者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能够把它们带有研发性质的业务外包放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要高度重视，让大家非常信任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我觉得这个因素很重要。第二点是服务能力，它包括了很多软环境，否则离岸业务也不会那么通畅，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尤其是信息化的流畅，这方面要加大投入。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为什么跟印度有差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缺乏跟国际业务接轨的人才，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来适应欧美的外包环境。
《经济导刊》：并且熟悉西方的商业模式。
曾松：非常对，西方的商业模式和环境。很多人可能会做程序、编程，但是他没办法组织团队，一个人很能干，但是没办法适应团队工作的环境。实际上服务外包，包括软件开发、IT开发很讲究整个团队的工作环境。像中国可能一般的软件公司大概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上百人，而印度一下子就3万、5万人的规模。如果没有很好的结合团队环境工作的素质，人家也不敢把单子交给你来做。
《经济导刊》：要有一个高效率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若干个外包基地，有序的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商务部启动了“千百十工程”，而且还在11个城市做服务外包的试点。那你可以不可以介绍一下，中国目前怎样推动这项工作？这些试点城市是如何做的？它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曾松：商务部在2006年10月出台了“千百十工程”，所谓的10就是指要确定10个城市重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同时相关行业的政策都陆续出台了。最早科技部曾经重点关注软件行业向欧美出口的工程，信息产业部对软件的出口给予很多的补贴和支持。
《经济导刊》：10个城市。现在实际上是11个示范城市了。
曾松：对，因为后来加了苏州，把苏州的工业园区定为一个服务外包的示范园区，严格说这个工业园不能称为城市。目前大概还有十多个城市又在申请新一轮的服务外包城市。
《经济导刊》：这些试点城市，是会得到一些优惠的政策吗？
曾松：“千百十工程”中的千百只是一个概念，也许将来会发展到500，就是最好了，至少能够和100个大型的跨国公司对接，承接他们的外包。
吴仪副总理曾经说过，要更多地重视跨国公司后台服务的转移，也存在一种新的投资方式，比如建研发中心。这种新的吸引外资的方式，就是比较高端的服务外包，比如现在的医药企业，它们的研发也很厉害，上海张江有一个专门的生物研发中心，但这方面走在前面的应该还是印度。
千是指的和1000家企业更多的开展合作，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数字。还有一点，这11个城市的试点已经拿出了很多的政策，现在这11个基地基本上每个都有自己的政策。最主要的体现在政府对发展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上，包括对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的扶持。商务部、财政部也落实了一些关于发展服务外包的资金，支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现在服务外包产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现阶段关键的还是各级政府对这个产业产生在战略和思想上的一种认识。现在并不是说，出现了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就很了不起了，实际上外包产业还没有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服务外包刚开始的发展很难像制造业那样，一开始就形成很巨大的GDP增长，或者一下子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税收收入。我觉得目前对外包产业的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所以政府在支持力度上可能就不像对大规模制造业的那么大。我觉得对服务外包产业的认识有待于提高。
《经济导刊》：就是从认识上提高？
曾松：对，实际上政策也都有了，环境也还比较好。我觉得政府的支持很重要，它对企业的引导作用也很重要。只有政府真正理解了发展这个产业的重要性，才可能会把战略落实到企业发展身上，同时采取比较有效的政策。
荣玛赞：我非常同意曾先生的评论，我觉得政府的支持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中国真正地成为全球外包的基地，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开展外包业务，从而支持和促进城市的产业发展，建立一个中国的模式，或者实施以中国为中心的项目，进一步推动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政府努力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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